南靖县实验幼儿园党支部开展“庆七一•严明纪律守初心”主题党日活动

关帝(guāndì)文化产业园风动石前唱响渔歌。 东山(dōngshān)铜陵关帝庙俗称“东山关帝庙”，2022年7月被(bèi)中国侨联授牌“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”，2023年2月被国台办批准为“海峡两岸(hǎixiáliǎngàn)交流基地”，可见这是非常特别的(de)一座关帝庙。东山关帝庙建于东南所城，绾连海峡两岸，辐射东南亚(dōngnányà)，自元明至当代都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。 东山关帝(guāndì)崇拜，追溯到唐总章三年（670年），陈政、陈元光开拓闽南(mǐnnán)，关公香火随军奉祀并传入铜山(tóngshān)，东山人拜祀关帝已有1000多年历史。东山关帝庙的创建可追溯到明洪武二十年（1387年），江夏侯周德兴建铜山卫(wèi)所用以抗倭，刻关公像祀之。 清代东山(dōngshān)(dōngshān)关帝庙列入(lièrù)官方祀典的记载颇晚。根据碑刻史料，清道光二年至道光四年（1822—1824年），东山关帝庙历时两年的重修，是(shì)由福建水师提督许松年捐俸提倡的，东山的官、军、绅、士、商、旅各界人士捐金参与(cānyù)。《重修武庙记》中有申明“武庙”之意：“盖闻人心莫隆于忠义”“德必崇而功必报”“兹列朝之享祀频仍，昭代之追封独懋，武庙之制所由广颁(bān)也”。由此，在清朝中后期，东山关帝庙获得了官方和民间(mínjiān)的合力推崇。 《乾隆铜山志》记载东山(dōngshān)的(de)另一座关帝庙(guāndìmiào)为“兵营关帝庙”，即五里亭关帝庙。清咸丰(qīngxiánfēng)元年(yuánnián)（1851年），东山关帝庙二十世住持(zhùchí)僧空提曾予以重建。空提和尚还于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年）兴建铜陵翠云宫，安祀东山出戍台湾殉难班兵灵位于“义勇祠”，并祀奉戍台班兵家眷吴氏碧娘“四命妈”，对于安抚烈士亡魂、抚恤班兵家属有重要意义(yìyì)。1940年，五里亭关帝庙改建为“东山抗战阵亡烈士陵园”，其香火移奉于赤涂窟关帝庙。赤涂窟关帝庙也称“衙顶(yádǐng)关帝庙”，坐落在铜陵水寨九仙山东麓的赤窟。 漳州地区的其他关帝庙(guāndìmiào)，有的也(yě)和东山关帝庙渊源颇深。据(jù)《乾隆铜山志》载，“长泰瓷窑庙”和“云霄下港庙”都是从东山关帝庙请(qǐng)去香火，且云霄下港关帝庙与清康熙年间迁界有关。东山关帝庙的武庙功能和官方祀典(diǎn)有着深厚的民间基础，与旁边的崇文书院，一为“武庙”，一为“文庙”，凝聚了东山人“崇文尚武”的理想追求。 在现存(xiàncún)众多关帝庙(guāndìmiào)中，东山关帝庙所体现的海峡同缘文化内涵丰富。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读—— 朝代更替(gēngtì) 官祀不变(bùbiàn)。明郑时期，台湾建有多处关帝庙。据《康熙台湾县志》卷九《杂记志·寺庙》统计，清朝台湾早期兴建的关帝庙有西定坊大(dà)关帝庙、小关帝庙及宁南(níngnán)坊关帝庙、永康里关帝庙、长兴(chángxīng)里关帝庙、保大东里(bǎodàdōnglǐ)关帝庙、澎湖关帝庙等。其中，西定坊大关帝庙有宁靖王所书匾额“古今一人(yīrén)”。宁靖王即朱术桂，连横《台湾通史》卷二十九有传称“十八年春三月，经奉术桂渡台，筑宫西定坊，供岁禄”，民间有“宁靖王奉像入台南”的故事(gùshì)，认为是郑经从铜山携宁靖王等南明宗室撤至台湾。 大(dà)关帝庙在明郑时期(shíqī)具有官祀性质，在清朝也多次为朝廷官员所重建，“康熙二十九年(nián)（1690年），台厦道王效宗修(wángxiàozōngxiū)。五十五年（1716年），台厦道陈瑸重修。五十六年（1717年），里人鸠众改建”。 东山班兵(bīng)(bīng) 崇祀军营。汪毅夫《清代班兵制与(yǔ)澎湖(pēnghú)的“铜山兵”——东山县与台湾历史关系的一个侧面》一文详细论述了(le)铜山兵戍守澎湖的历史。据林豪《澎湖厅志》（1893年）记载，早在明朝万历年间(niánjiān)，为了防倭，铜山兵便开始参与澎湖的军防。清康熙年间，清政府完成台湾统一后，考虑到对台湾的治理和控制需要便建立(jiànlì)班兵制，从大陆派遣官兵到台湾驻防，“以内地水师营分兵丁轮班戍守，三年一换”。 清代戍守澎湖(pēnghú)的班兵主要来自厦门水师提标、海坛镇标、金门(jīnmén)镇标、闽安协烽火营和铜山营。按照规定，三年期满，由原营派同额兵丁前往替换，“在澎湖实行班兵制的200余年间，不时有铜山营兵往来于东山(dōngshān)、澎湖之间。东山、澎湖都是铜山营兵的常驻地”。后来，清朝又(yòu)准许年满(niánmǎn)四十而无子嗣的班兵可以带家眷随军，允许班兵就地娶亲。这样，许多退役班兵也与(yǔ)家眷一起在澎湖定居。 戍台班兵来自福建各地，籍贯以铜山、泉州晋江(jìnjiāng)、南安、惠安和福州(fúzhōu)居多。日据初期，澎湖妈宫市区自称“铜山人”的居民就有140户共计770人，占当地人口(rénkǒu)的四分之一左右。不论是在东山(dōngshān)还是在澎湖，关帝均为铜山班兵及其家属精神上的慰藉。 东山“帝祖(dìzǔ)” 台湾(táiwān)“恩主”。关帝崇拜由福建过台湾，漳泉二地的(de)民俗文化与台湾息息相通(xīxīxiāngtōng)。江日升《公立关永茂(guānyǒngmào)碑记》记载(jìzǎi)东山乡民在迁界之后以关帝后裔为名，独立户名造册一事。此时，关帝于东山民众已有“帝祖”之实。至今东山百姓凡乔迁新居或是子孙成婚自立门户，必由长辈舅父或内兄弟赠送“帝祖”神像并颂联一套，俗称“母舅联”，悬挂于大厅中堂，承传敬帝祀祖(sìzǔ)的家风，庇荫子孙后代平安吉利、家业兴旺。 台湾(táiwān)的关帝有(yǒu)各种称名，如协天大帝、文衡圣帝、关圣帝君、翊汉天尊、关帝爷、山西夫子、恩主公等，其中“恩主”的名称与“帝祖”一样，反映了(le)儒家思想在信俗中的投射。 东山关帝庙在关帝文化传播中的(de)独特性，随着遥远的历史烽烟而来，走进了(le)海峡两岸民众戍卫耕劳的日常，东山流传的《龙船歌》至今还在传唱“三月上巳过清明，关公送嫂去(qù)寻兄，过了五关斩六将，又斩蔡阳入古城”。民俗与信俗的互动(hùdòng)影响，使得东山关帝文化焕发出持久永恒的生命(shēngmìng)活力。 （作者单位(dānwèi)：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）